结语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千万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史达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史达林迫害死2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