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導演的這一齣齣人間鬧劇中間，有兩個片斷意味十分深長。
反右運動中，知識分子為求自保，拚命表現自己的「積極」、「革命」、「靠攏黨」，可是指標已經劃定，再怎麼表現也無濟於事。19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團中央大會堂舉行批鬥青年作家的會，另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發言。當他正邁步下台，大廳裡響起掌聲時，北京市文聯祕書長突然大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分子了！」

1967年8月5日，劉少奇遭批鬥以後，被押回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可歎的是劉少奇直到這時才想起來要維護「憲法」。中共在奪取政權後，搞了那麼多運動，迫害死那麼多人，作為中共二號人物的劉少奇難辭其咎。他「聽黨的話」打擊別人的時候不說要維護法律，自己被批鬥了才想起憲法來。

凡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都沒有好下場，這種情況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鬥爭起家，又靠鬥爭維持統治，「革命的鉸肉機」一旦開啟，就無法輕易停下來，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必然成為受害者，只是時間早晚而已。中共慣於挑動群眾鬥群眾，被挑動的團體，說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輕則隨手一扔，重則打倒批臭，或者當作替罪羊殺掉以封悠悠眾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終」是這些團體的宿命。有一個「作法自斃」的故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後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說，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沒有身分證明的客人，主人將受懲罰。商鞅頒行的嚴刑峻法最終害了自己。中國人常說一句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就是鬥爭機制反作用於鬥爭的發起者的現象。上文提到的兩個片斷，為這種現象增加了兩個生動的例證。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黨的絕對權威，任何黨員的利益、包括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利益，都要服從「黨」的利益。因此其打擊對象具有隨機性，不光任何威脅或被中共認為威脅了其一黨專政的個人或團體會遭到整肅；即使沒有敵人，每到一定的時間，中共也會製造出一個敵人，藉以喚醒民眾的恐怖記憶，從而鞏固其權威。在隨時可能被黨定義成敵人的普遍恐懼中，人們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黨的心思和動向，爭取比「黨」還「黨」，讓「黨性」成為自己的唯一行動指南。我們都知道，人的肉體只是一具軀殼，人的真正生命，在於人的精神和靈性。沒有靈魂的肉體和動物無異。在努力和「黨」保持一致的過程中，人們恰恰在扼殺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為敵。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在中共的權力鬥爭中存活到最後的勝利者，也一樣是失敗者，因為成功的是黨性，而非他們自己的人性，他們真正的自己早已經死了。

第三，「跟黨走」意味著認同了中共的鬥爭哲學，至少是客觀上增強了中共與天地人奮鬥的能量。無休止的黨內黨外鬥爭破壞了傳統道德和人際關係，敗壞了社會風氣，毀壞了所有人的生活環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場很慘，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寧靜。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個人都要對別人猜疑防範，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爭來鬥去的過程中，人性惡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貪婪、自私、惡毒成為中國人生活的常態。這個環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擔黨文化的後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