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個原因，至少有些現代藝術家能夠一夜暴富，卻沒有一個抽象派作曲家能夠靠音樂謀生。當然，非抽象派的作曲家則另當別論，他們可以變得很富有。例如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許多電影作曲家。美國的柯普蘭（Aaron Copland，1900-90）多數創作格調明快、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如芭蕾舞劇「Billy the Kid」和「Appalachian Spring」）。他可賺了不少錢，甚至能夠為專科音樂學生提供獎學金。維也納作曲家伯格（Alban Berg，1885-1935）的歌劇《沃采克》（Wozzeck），是介乎荀伯格抽象風格和常規浪漫主義之間的折衷作品，1925年在歐洲風靡一時。據其傳記作家說，這部歌劇使荀伯格過上了「舒適的生活」。
 
交響樂團曾有數十年不遺餘力地支持抽象（即無調性）音樂，但如今已不再用它來折磨聽眾的耳膜了，轉向了風格更易為聽眾接受的作品。《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說，大的交響樂團之所以回歸調性音樂，是因為它們「面臨上座率萎縮和老年聽眾減少的困境」。據全美交響樂團聯盟統計，「2003-04季度與1999-2000季度相比，全國交響樂上座率下降了13％，降到了2,700萬人次。」
 
畫廊和音樂廳傳達的意識形態訊息是相同的，然而前者裡面熙熙攘攘，後者裡面空空如也。這是因為在畫廊裡，你可以與掛在牆上的畫作保持安全距離，而在音樂廳裡，卻無法避開鑽進耳朵裡的音符。換句話說，你對無調性音樂的本能厭惡，是你對抽象音樂真正的、健康的和正常的反應。情況就是這麼簡單：在畫廊你能抑制這種反應。

當然，有些人是真的喜歡抽象藝術。但如果你不屬於這一類人，你仍是體面、正常的人，用不著自慚形穢。著名收藏家薩奇（Charles Saatchi）是真正熱衷於這場運動的人，但像他這類人畢竟是少數。據「維基百科」說，當赫斯特在倫敦碼頭區組織第一次展覽會時，「薩奇乘著綠色的勞斯萊斯大駕光臨，目瞪口呆地看著赫斯特首次用動物拼湊起來的作品（隨後買下了）：在一個大玻璃盒子裡，一個正在腐爛的牛頭上爬滿了蛆和蒼蠅」。

《蠅王》（Lord of the Flies）是這場運動的恰當基調。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小說《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以荀伯格為藍本講述了一個作曲家的故事。這位作曲家無法創作，憎恨驅使他與魔鬼訂約。他以貝多芬的作品為基礎，創作出無調性的音樂；那是對貝多芬音樂的褻瀆，使聽者喪失欣賞原版音樂的能力。

許多評論家認為，畢卡索的名畫《亞維農的姑娘》（Bordello at Avignon）是最重要的現代主義的聲明。畢卡索的這幅畫是對葛雷柯（El Greco）名畫《聖約翰》（Vision of St John）的褻瀆，他試圖腐蝕我們欣賞原畫的能力。

現代藝術家們不厭其煩地，向我們展示醜惡的東西，想讓我們喪失審美能力。我想，這正是那些藝術家把動物的死屍，放在玻璃盒子或防腐容器裡的用意所在。但我心胸開闊。畢竟，他們的藝術技巧也許有某種價值。如果赫斯特把自己做成某種現代藝術作品，並置於防腐容器中，我會是第一個買票參觀的人。

──轉載自《亞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