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黨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該不該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殺人償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然應該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他回答不出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會轉彎抹角的把問題弄得很複雜。他會問，「你怎麼知道有八千萬？你親眼看到餓死了四千萬人嗎？」你說中共自己內部都發表透露出這麼大的死亡人數。假設你把材料給他看了，他還會說，「你這不是以牙還牙嗎？你總得給人犯錯誤的機會吧？」你說殺人犯在法庭上能為自己開脫，要求一個犯錯誤的機會嗎？他還會說，「總不能都是共產黨的錯吧？」「非洲還有國家也搞大屠殺呢！」「共產黨現在變了，幹嘛揪住過去不放？」「共產黨是什麼？誰敢清算共產黨？整死你！」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的簡單答案：該還是不該。逼急了，他會告訴你，「跟共產黨作對，有什麼用處？」「你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總而言之，共產黨殺了多少人，都是沒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為，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當要他去掉黨文化來回答一個簡單問題時，他就以「沒有意義」來應付了。離開黨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維了，共產黨成了他的思維底線，任何「沒有共產黨」或「清算共產黨」的思維對他來講，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為他不敢觸及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共的恐懼，更不敢正視自身的黨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們常用這樣的話來表達對中共政策的認同：「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法輪功」，「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人們這麼說會覺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來是用於衡量一件事情「該不該」，把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設身處地地假設一下，用這種方式來重點突出「我」的態度。但是，當用於中共的時候，「我要是某某某」就變成了用「別人（共產黨）該不該」來代替「我該不該」了，重點不是「我」的態度，而是去表達中共的態度，「我」被藏起來了，從而默認、慫恿中共的惡行。追問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麼態度？他會說，我的態度不重要，「沒有意義」。就是說，要他回到正常思維時，他又覺得「沒有意義」了。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姦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麼？

黨文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局限，也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黨文化中，沒有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就如毛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過去中共不承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辦法是給它們一概加上定語「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虛偽的」，「無產階級」不需要；今天則換上「中國的國情特殊」的藉口加以拒絕。受黨文化這種狹隘思維左右，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現誠信危機、當善惡有報被貶成「騙人的迷信」之時，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義了。

（待續）◇